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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題: 創新人才難產，怪學校還是怪文化 [打印本頁]

作者: 李毅大帝付體 時間: 2011-9-2 10:00
標題: 創新人才難產，怪學校還是怪文化
在剛結束的上海世博會上，吳啟迪對俄羅斯館印象很深：里面有很多俄羅斯兒童對未來城市規劃的設計，“思維非常開闊，想法很有意思”，而與此相對應的是，中國館里的幾十幅兒童畫，手法都很老到，但卻沒有一幅是“超出想象”的，“中國孩子的創新潛能已經被扼殺了，這是個大問題，從小就接受應試教育，到了大學就難辦了。”近日，由科學技術部和上海市政府共同主辦的第三屆“浦江創新論壇”在上海東郊賓館舉行。當天下午，一場主題為“創新文化與創新人才”的專題論壇吸引了不少與會者，甚至不少與會者站著聽完了整場論壇，因為這場論壇的中心就是想要破解“錢學森之問”。教育部前部長吳啟迪的發言引起了大家的深思。
都是老師惹的禍？
鄔德云是個海歸，在美國很多年，回國4年，在上海創辦了一家軟件公司。應邀前來參加論壇的他講了一個朋友孩子的故事：還在上幼兒園的小孩對土豆很好奇，天天研究為什么土豆的芽是從凹進去的地方發出來的。有一次幼兒園老師讓大家帶一個最好玩的玩具到學校來，這孩子就帶了一個土豆，結果被老師訓了一頓：“怎么帶這種東西來？”這孩子以后再也不碰土豆了。
“也許一位優秀的生物學家就這樣被無情地扼殺了。”鄔德云感慨地說，“小孩子是上帝送給這個世界的禮物，這些老師為什么不是去雕琢他們，而是去摧殘他們？”
不過，從事教育工作多年的吳啟迪在此時幫老師們說了話，不斷強調著“不能老說老師的壞話，否則更沒人愿意當老師了”。
臺下的一位聽眾又開始炮轟中國的大學教育。這位自稱畢業于一所三流大學的聽眾感慨：自己進了大學后就像被放了羊，除了上課，要見老師一面都難，“怎么可能像馬克思那樣與導師徹夜長談呢？”他還特意去問了在清華、北大讀書的同學，發現情況也都一樣，“甚至更糟”。
這番話引起臺下聽眾的共鳴。臺上的上海市教學名師、上海交大教授劉西拉也坐不住了。今年已經70歲的他曾當選上海交大“最受學生歡迎的教師”，至今每周還要上8節課，他呼應那位聽眾的觀點：“一個老師上過三周課，就應該能叫出班上大多數學生的名字。”但他對高校的現狀也很無奈：自己以前在清華大學任教時，一個人帶5名研究生，而現在一個人要帶10名博士生，“我根本無法保證與每個學生經常面對面的交流”，只好用電子郵件溝通。為此，他戲稱自己為“E-mailProfessor（電子郵件教授）”。
上世紀80年代，劉西拉與錢學森有過一段交往。在他看來，有關杰出人才的問題，其實錢先生自己早有答案。“那年我剛回國，錢先生請我吃飯，飯桌上談的都是音樂。”劉西拉說，搞音樂一定要先學好“1+1=2”，而后才能干出“1+1≠2”的事，創新亦然。現在，教育的問題是，在教會學生“1+1=2”之后，如何讓他們萌發出“1+1≠2”的靈感。
劉西拉認為，教育要以學生為中心，而現在所有的學生都是一個教學計劃，“在固定的時間、固定的場合，用著全國統編的教材，怎么能有創新？顯然，我們把教育這個復雜的‘非線性問題’簡單‘線性化’了。”

是文化差異還是體制所限？
“在中國創新是要挨罵的。”外國專家局原局長馬俊如說。
馬俊如以申請科研課題為例說，國內的學者喜歡在別人已經研究成功的領域里尋找課題，因為這樣比較容易得到評審專家的通過，“要說服別人，讓所有人認可，只有四平八穩，所以不會有創新，而只是普遍的適用，而且中國人好面子，不敢突破，不敢挑戰自己”。
他繼續舉例，國家自然科學基金應該是鼓勵奇思妙想，但現實不允許，“教授申請項目，不循規蹈矩就拿不到錢，因為想法太奇怪了，財政部不會把錢批給你，他覺得說不清楚這個錢花到哪里去了，但其實科學研究本身就是不確定的，有時候甚至是歪打正著的。”
“知識創新，是否任務都在大學？”復旦大學副校長桂永浩教授反問大家。兒科醫生出身的他解釋，其實人從小就有探索精神和求知的欲望，而大學僅僅是教育的一個階段，而不是全部。
桂永浩認為，大學要培養創新型人才，必須具備三大要素：學識好且懂得如何培養創新型人才的教師、思維活躍的學生、全面普及的通識教育。遺憾的是，在現有的高校評價體系下，致力于教育的教師遠不能獲得和致力于科研者同等的待遇；學生方面，從小被教育“上好大學，找好工作”的學生，在本該追尋夢想的20來歲的年紀，缺乏對所學專業的熱愛之情；通識教育也只是剛剛起步。
曾經做過同濟大學校長的吳啟迪也強調培養創新人才不僅僅是學校的任務，“把板子都打到學校是不公平的”，她認為，大學應該是健康的土壤，應該讓大學有精力去靜下心來作研究，不能要求學生一走出大學校門就成為創新型人才。理想的大學應該是輸出人才的“毛坯房”，擁有創新的潛質，然后不斷鍛煉熏陶，慢慢成為創新型人才，而不能奢求大學輸出的就是“精裝房”。
“‘錢學森之問’也許談得太多了。”中國科學院院士、同濟大學教授汪品先對這個話題似乎“有點煩”。在他看來，人才的答案不在人才本身，而是在文化上，“如果我們不從骨子里審視自己，就好比魯迅先生所說‘提著自己的耳朵離開地球’，要一夜之間捧回個諾貝爾獎，是不現實的。”
在創新人才的成長中，文化的作用具有兩面性。“我們既不能躺在深厚的傳統文化上自鳴得意，也不可妄自菲薄，而要取其精華、去其糟粕，找到問題所在，然后自信前行。”他認為，中國傳統文化中也有諸多“創新基因”。例如，孔子獨創的“因材施教”教育方法，正是尊重了不同學生的特異性和差異性，如果我們的現代教育體制中能適當采納孔子思想，同樣有助于創新人才的培養。
汪品先認為，自五四運動以來，中國人總喜歡把自己的傳統文化歸結為“因循守舊”，并輕易否定之。他呼吁，在建立新的創新文化之前，科技界應和文化界聯手，先進行文化反思，仔細梳理一下，傳統文化中有哪些是利于創新并值得借鑒的，并將其發揚光大，這將形成一條獨特的中國創新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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